《中国考古学大辞典》:让大众进入考古的世界

澳门新莆京网络平台,12月9日电,一部舞蹈专业大型辞书《中国舞蹈大辞典》近日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舞蹈家杨凡、李澄、汪加千、冯德、王佩权、王堃等入选辞典。

《数学大辞典》,王元总主编,科学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定价:228.00元许多年前,当我国的数学研究者在查阅苏联或美国编撰的《数学百科全书》时,他们也许想过,如果有一天我们能有一部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数学辞典该多好。如果说改革开放后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数学》卷让大家有了自主编撰数学辞典的信心,而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简明数学词典》让大家离理想又近了一步的话。那么,可以说,今天数学大辞典:让理想变成现实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由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元任总主编、两百多位专家共同编撰的《数学大辞典》于日前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辞典内容全面、概念清晰、考证确凿、词条典型、检索便利,集科学性、实用性、创新性于一体,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自主编制的具有权威性的大型数学辞典。与我国数学发展相伴而生工具书是一种特殊图书,在汇总一个时代的知识体系、传承一个国家的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科学出版社副总编李锋援引了《词源》中的一句话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来说明辞书的重要意义。他说:蔡元培先生也曾指出:一社会学术之消长,观其各种辞典之有无多寡而知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数学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与数学科学的蓬勃发展不相称的是,数学辞书的出版不尽人意。出版一部由华人自主编制的规范性、权威性的大型数学辞典,一直是数学界和出版界共同的期盼。如今,这一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作为出版者,我们倍感荣幸。王元介绍说:历史上,数学强国对编撰辞书都很重视。因为由于数学的抽象及其分支领域的繁杂,文献浩如烟海,即便是专业数学家,对他专业以外的数学领域,往往也了解有限,因此出版各种层次的数学辞书很有必要。我国曾影印过部分施普林格出版社出版的专业数学百科全书,也翻译出版过苏联的《数学百科全书》和日本的《岩波数学辞典》等著名数学辞典。这些书的出版都对我国的数学发展与普及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出版一部我们自己编撰的辞书一直是数学工作者的一个心愿。因为,实际上辞书的出版,是我国数学事业的一项基础工作,也是我国数学水平的反映与检验。经全国数学家的努力编成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数学》是我国自己完成的第一部大型数学辞书。从中,我们积累了好的编写辞书的经验。而近30年来,数学在我国有了较大发展,年轻数学家辈出,已具备编写一本大型数学辞典的条件。科学出版社顺应形势,组织全国部分数学家编写一本大型的以词条为单元的数学辞典,这是一个较大的系统工程,《数学大辞典》的出版对我国数学的发展与普及有着重要的意义。王元说。众多专家集体智慧的结晶《数学大辞典》是一部综合性的数学大辞典,全书正文共分为17个部分,共收录数学名词术语9000余条,约300万字。辞典涵盖数理逻辑与数学基础、数论、代数学、分析学、复分析、常微分方程、动力系统、偏微分方程、泛函分析、组合数学、图论、几何学、拓扑学、微分几何、概率论、数理统计、计算数学、控制论、信息论、运筹学等学科,以常用、基础和重要的名词术语为基本内容,提供简短扼要的定义或概念解释,并有适度展开。正文后附有数学发展历史纪要、人名译名对照表等附录,
并设有便于检索的中、英文索引。辞典的编撰者很多是来自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内著名数学研究机构的权威专家。本书在编撰中力求做到严谨,内容可靠,同时注意普及性与可读性及趣味性。由于数学史不适宜用条目形式撰写,所以由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李文林教授写一篇大事记附在书后,展示了数学发展的概貌,让读者对数学发展的历史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大事记编写的截止时间为19世纪末。王元院士解释说:因为20世纪刚过,在全世界还没有一个权威的20世纪数学史,所以我们也难判断哪些工作真正有意义,最少也得到22、23世纪。19、18世纪的很多问题现在还有争议。所以我们写到19世纪,一般说来就比较成熟一点。但是20世纪数学学科的新发展和新成果则尽量在词条中有所反映。不到5年的编撰过程回顾《数学大辞典》的编撰出版过程,李锋十分感慨。的确如此,在不到5年的时间,编撰出一部如此厚重如此权威的专业大辞典是十分难得的。《数学大辞典》的筹备工作是在2005年,2006年正式开始工作。王元院士任总主编,全书17个部分,每一部分设一个分编委会,基本上由一个单位来承担,分编委会确定该领域应设置的条目,以及条目的撰写人与审稿人。由分编委会主任等组成辞典的编委会,编委会的职责为确定编撰方针、组织、协调与工作安排。2007年上半年基本确定各篇词目收录草案。词目的选定作为《数学大辞典》最早开展的编撰工作,也是打基础的一项工作。经各篇专家认真讨论、细致推敲,审慎确定了收词范围,5500多条一级词目和4200多条二级词目几乎涵盖了数学各个分支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2007年5月,王元总主编的首批168页数论手稿交稿,出版社将这部分稿件转发各篇,作为编撰工作的参照。手稿所展示出的直观的实例、简洁的阐释,为各篇提供了参考,推动了整部辞典的工作。2008年9月,迎来了第一次交稿高峰。此间,编委会专家不断提出好的意见和富有建设性的设想,编辑部在广泛征求各方建议、集思广益的基础上,陆续分发了
《数学大辞典》编审条例、《数学大辞典》编写细则、以及若干期《数学大辞典》工作通讯等文件,及时互通信息、提供一些必要的参考和指导,总结交流工作中的经验和问题解决方案等。而正是这些,保证了《数学大辞典》的质量和编撰速度。2010年8月,《数学大辞典》正式出版面世。让每个词条都有人负责《数学大辞典》是来自全国的近300位撰稿者与约200位审校者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如此大型的图书的编撰出版过程中,发挥大家的积极性是关键因素。王元将最重要的经验总结为两点一是要发扬民主,二是要充分放权。王元说:发扬民主就是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只要是有利于工作开展的,就及时总结并分发给大家参考。充分放权的最重要的一个做法就是各个分支学科分别成立编委会,由分编委会主任全面决定一切。对于《数学大辞典》来说,王元有三重身份,一重是主编,主编的事情很简单,就是放权和发扬民主,协调一下工作;第二重是分编委主任,我是负责数论,要做哪些条目,分编委会怎么建立,这是我的事情;第三重身份是作者,数论所有的条目都是我一个人写的。正是因为这三个层次的工作他都做了,所以他选择了这种最能够调动编撰者的积极性、给大家更多的空间和责任的组织方式。《数学大辞典》创作集体在编撰过程中,作出了许多积极而有益的探索,比如这种分篇负责制,各篇负责人以高度的责任感,协调组织本篇的编撰和审稿工作。各篇主编统筹本篇中词条的选定、具体的写法、大小词条的配比等工作。总主编放权给各篇,各篇工作起来就有很大的自由度,做事情时比较方便。从编委的聘请,到稿件的审改,均非常顺畅。翻开《数学大辞典》,你会发现,与我们常见的辞典有一处很大的不同,就是每个词条的后面,都注明了执笔人和校阅人的名字。王元介绍,这也是他们借鉴了美国的数学辞典编撰的经验,这样词条的编撰者和校阅者都得对自己的每一个词条负起责任来。而执笔+
校阅的编撰模式,在以往的数学辞书编撰中很少见,这一创新之举也为今后科技辞书的编撰提供了经验。300位撰稿者、200位审校者,每个词条都上了双保险,这种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过多地受到执笔者个人视角的局限,阐释问题更加全面,出版质量更高。事实证明,作者和审校者双重把关,是一项十分得力的质量保障措施。王元院士介绍说,有的在初稿完成之后,各篇的主编将作者们集中在一起,通过学术答辩的形式进行了学术交流,一位作者逐条讲解其所撰词条,其他老师以及出版社编辑提出意见或者建议,将词条逐个审议。《数学大辞典》前后历时5年,整个编撰出版工程,难度大、参与人员多、编撰不易、校勘繁复,绝非一般著作所能比拟。如此规模的著作,能够在5年之内出版,各项工作均堪称高效。我想,这是与《数学大辞典》编撰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严谨、务实的精神分不开的。李锋说,传承数学文明,普及数学知识,促进学科发展,是一代学人和出版人的神圣使命。我们得以参与其中,既是我们的荣幸,也是我们的责任。希望这部《数学大辞典》的出版,在为广大读者查考数学知识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社会留下一笔丰厚的文化积淀。而作为编撰者,王元院士还有另一个希望,那就是将这部由中国人自己编撰的《数学大辞典》推向国际。也许,这个梦想成真的那一天,并不遥远。《科学时报》
(2010-10-21 B1 读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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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舞蹈大辞典》是一部权威专业辞书,共计300万字,凝聚了全国二百多位专家学者与舞蹈家的智慧和心血,反映了从原始时代到21世纪初中国舞蹈文化的概貌。

《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王巍总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编撰者所收词条涵盖上古时代至2003年的中国舞蹈词语,包括舞类、舞名、术语、人物、作品、书刊、活动等,设立古代舞蹈、近现代舞蹈、当代舞蹈、汉族民间舞蹈、少数民族民间舞蹈、戏曲舞蹈、外国舞蹈等。

170万字。700余幅图版。5000余条考古学词目。

记者注意到,经天津学者研究确认的中国学习西方舞蹈的第一人天津姑娘裕容龄的词条,以近现代第一舞人的地位进入辞典;被誉为和平与友谊的天使的天津市华夏未来少儿舞蹈团也被编委会选中收入辞典;作为中国第一家民办舞蹈研究机构的天津发展舞蹈艺术研究中心,也因多年来在舞蹈史研究上的突出贡献收入辞典。

1899年至2012年的考古学大事记、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经过7年2500多个日夜,中国第一部大型考古学辞典——《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终于出版了。

中国应当有一部自己的考古大辞典——这个想法我在1987年至1990年赴日留学期间就产生了。在日本,民众对考古学的兴趣十分浓厚,各种普及考古知识的讲座、学术交流的研讨会和介绍考古学最新成果的通俗读物数不胜数,与考古学有关的辞书也是不胜枚举。看到这种情景,我很受触动。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古代遗址比日本多得多,古代遗存所反映的文明程度也比日本高得多,却没有一部考古学大辞典。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出一部自己的考古学大辞典该多好!

中国考古学是在西方的影响下,于20世纪初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与在宋代就出现的以研究古代铜器和石刻为主的金石学具有本质的区别。作为科学的考古学在中国产生后,显示出其在认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脉络和文化内涵方面的独特作用。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国考古学已逐渐成熟,用自己的材料和方法揭示出前所未知的中华古代文化的面貌,不断丰富着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框架。一部对中国考古学的丰富资料和知识做全面总结和科学阐释的大辞典,是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普及考古知识,提高全民文化素质的需要。

实现这个夙愿的机会在7年前出现了。2007年秋,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资深编辑王圣良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希望我能组织学界的力量,编辑一部《中国考古学大辞典》。这与我多年的愿望不谋而合,我当场就高兴地应允下来。

2008年初,大辞典的编撰工作开始启动。这是一个繁复而艰苦的过程。为了保证编撰的顺利进行,考古研究所与上海辞书出版社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成立了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由我做总主编,考古研究所的白云翔和陈星灿两位副所长担任副总主编,各个研究室的主任担任了各分卷的主编。即使是最简单最基本的条目也挑选了最合适的研究人员来撰写,他们绝大多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骨干,既有从事田野考古发掘的丰富经验,又在各自的领域有精深研究,对每个词条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从而保证了词义解释的科学、准确、权威。

中国考古学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资料,形成了一整套具有学科特色的理论、方法,形成了基本涵盖全国各地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如此众多的古代遗址和考古学文化,如何取舍?经过研究,我们决定,收入大辞典的遗址必须是经过考古发掘并发表了发掘简报的遗址,因为这样的遗址可以准确地了解其文化内涵、年代及文化性质。中国古代各个朝代的都城考古资料繁多而细碎,以何种方式介绍为好?我们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将都城各个部分的考古发现分成若干中条和短条,分别加以阐释。大量的概念和术语,选择哪些编为词条比较合适?我们本着“常用、基本”的原则进行了慎重的选择。目前读者拿到的大辞典所选词条涉及考古学基本概念、理论方法、典型遗迹和遗物、文物保护、考古学史等诸多方面,全面而合理。

为了使非考古专业的读者能够读懂,我们尽可能地配置了插图或照片。李淼先生带领他的团队承担了全书插图和照片的选配与加工,精致的插图和图版为这本辞典增色不少。为了使读者能够通过这部大辞典对中国考古学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我们还在正文之后添加了“中国考古学大事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和立项名单”“全国各省区考古学会名录”“全国考古发掘单位名录”等,这些附录使本辞典在专业性之外有了更多工具书的服务性。

中国考古学依然处于不断发展的黄金时期,这样一部群策群力、汇集考古人智慧的辞典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我们衷心希望它可以让更多的人读懂考古的术语,进入考古这一并不神秘的世界,在各种考古文化中自由穿梭,找到中华文明发展的脉络。

(作者为《中国考古学大辞典》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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